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中国革命真正走向成熟。
同志们也摆脱了国外势力的过度干涉，在毛主席的带领下，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革命问题。
这次会议还出现了一些不破不立的情况，博古就是其中一位主角。
他被解除职务之后，还闹出了一阵风波，幸好有一个重要人物出面，才把局势稳定下来。
博古身上发生了什么？平定局面的那位重要人物又究竟是谁？
博古的前半生，说起来也是相当精彩。虽然他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人生中也有过高光。
1907年，他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书香世家，家里虽然不是什么钟鸣鼎食的豪门，但最起码衣食无忧，他能够安安心心做学问，做个纯粹的文人。
换句话说，当时社会上虽然存在着压迫剥削，但博古和他的家人并不是受害者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十多岁的博古一心向往马克思主义，还在17岁那年毅然决然加入革命队伍，这就更是显得难能可贵。
一个少年，在革命中成长为更有担当的青年人。可是仅仅过了两年，青年人就遭了殃。
19岁时，博古参加革命活动，不慎被松湖警察署逮捕。
那个时候的警察，可不像大家所以想象的那样正义。他们为虎作伥，心甘情愿充当既得利益者的打手，专门负责对付革命者们。
像博古这样的年轻人，就是他们的首要打击对象。在警察署，博古受到了一些身体上的折磨。
那些可恨的警察逼着他出卖革命队伍，逼着他脱离革命组织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别看他只有19岁，但他的骨头却相当硬，扛住了这次艰难的考验，所以他的志向和理想，至少在当时，根本不用怀疑。
后来他前往苏联留学，认识了一帮朋友，还和共产国际的人有了一定的接触。
这段留学经历深深改变了他，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，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。
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他的确从苏联学到了很多先进的革命理论，这些理论知识也被他带回国内，用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斗争。
可是，大概是受到苏联文化荼毒太深，博古对于苏联共产主义思想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。
在他眼里，苏联的月亮更圆，苏联的面包更香，苏联的一切都更好。
他压根儿没有考虑过，中国和苏联的革命情况完全不同，一条能够在国外走通的路，放到中国，却不一定能够走通。
正是因为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做出了错误指导，工农红军才会被迫面对第五次反革命的失败，也才会被迫开启长征。
长征的确锻造了红军的意志，但在这趟漫长的征程中，红军同样也遭受了惨痛的损失。对于这些，博古都是要负责的。
所以在1935年年初召开的遵义会议上，博古首当其冲，受到了批评。
对于自己的错误，他一方面是认同的，但另一方面，却没有那么容易服气。
事实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博古都觉得自己是个天之骄子，留学归来，见多识广，有志气有追求，比他眼里的那些农村人要强上许多。
哪怕实践证明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他也没那么容易放手，更不可能轻易把手里代表着党中央权力的信物交出去。
博古的心态和情绪出现了问题，党中央许多领导干部都看在眼里。怎么转变他的思维，这的确是个大问题。
对于这个情况，周总理想尽力做出一些改变。所以他私下找到博古，和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。
这次谈话，历史资料上记录得并不多，但博古和自己的朋友潘汉年讲过很多，潘汉年也做过相应的回忆。
当时，周总理把博古叫到面前，并没有对博古的一些个人情绪展开批评。
相反，他充分包容博古目前的错误，并且对自己的情况进行了自我批评，从而让博古意识到错误。
在留学和本土实践这方面，他们和毛主席，走的其实是两条路，虽然殊途同归，但过程终归还是有所不同。
博古和周总理一样，他们都是留学派。博古留学苏联，而周总理留学日本，留学法国，去工人革命的启蒙之地感受红色文化。
不过他们不同的是，周总理见到的世界更大，内心世界也变得更大。
他走过许多国家，然后深刻地意识到，中国和这些国家都是不同的，中国要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，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所以回国之后，周总理一直在探索，从来没有用生搬硬套的方式来干革命。
而博古的情况则完全相反，他把共产国际当成权威，把苏联当成检验革命成效的万金油，什么事都要跟着苏联的脚步来行走。
所以好好的游击战，被他给打成了正面交锋，这完全是在用自己的弱点去触碰敌人的长处，怎么可能不失败。
他会反省，会总结，这是好事，但这还不够。
他必须放下对本土实践者的成见，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层面的不足之处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够进步，而不是不进则退。
至于本土实践家，代表人物当然是我们的伟人毛主席。
想当初，毛主席并没有选择和好朋友蔡和森一行人一起去法国。
他说，中国太大了，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情况太复杂了，他要先把中国的问题弄明白，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。
正因为如此，周总理才会告诉博古，他们两个人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，都没有毛主席透彻。所以他们得正视这一点，尊重和重视毛主席的意见。
无论如何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革命胜利，中国才会有未来。
在我党的最高原则和最高目标面前，没有什么个人利益是不能放弃的。
周总理这番话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博古终于不再纠结，不再执拗，把该上交的东西全部交了上去，并且正式退出了领导核心。
遵义会议是我党的蜕变，同时也是博古的蜕变。经此一事，他成为了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。
在后来党中央出现内部问题，有人试图搞分裂搞破坏的时候，他站在了毛主席的身后，与毛主席一起同反动势力作斗争。
再后来，博古深耕新闻工作领域，握好手里的笔杆子，在新闻宣传这方面贡献良多，被很多人称为革命区新闻事业的有力推动者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国第一个提出毛主席旗帜的人，其实就是博古。
一个犯过错误的人，他的错误没有办法被抵消，他造成的恶劣影响，也已经是既定的事实。
不过，他改正之后的行为作风，他的痛定思痛和自我检讨，这些也都是值得肯定的。
人性本来就很复杂，用全面的视角看问题，不失为一种公正的立场。
遗憾的是，“改邪归正”的博古，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太阳。
好不容易见到抗日战争胜利，1946年，他却死于一场飞行事故，这时候，他也才只有39岁。
博古这一生是跌宕起伏的，同时也是传奇的。
他不该作为罪人而被定性，但他同时也算不上一个光明伟正的人物，算是有高光有黑点。
当然，片面刻板地认识他，或者只研究他一个方面的事迹，其实并不可取。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终其一生，他都在不懈追求着共产主义的理想，没有违背自己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初衷。
参考资料：
1、转折之城——遵义会议纪实⑤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——《老同志之友（上半月）》2011年第5期12-13,共2页
2、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主要任职及活动——《党史文苑》1996年第2期42-44,共3页
3、博古在遵义会议前后——《共产党员》2010年第7期56-56,共1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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